“双碳”是决胜未来的战略宏图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双碳”目标愿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既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双碳”战略要充分认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大意义。
碳中和是在科学共识的基础上达成的政治共识，要求反思、重构自然、资本、劳动力等要素之间的关系，变革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碳达峰与碳中和内在逻辑一致，碳中和导向的碳达峰为经济社会系统性、整体性转型奠定基础。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出了在21世纪中叶或之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发展战略承诺。在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之中，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将被重塑。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彰显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应有之举。当前，全国上下已形成积极落实“双碳”目标的良好氛围，为确保工作有序开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着力构建碳达峰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双碳”目标愿景是一个开创光明未来的庄严承诺，但实现“双碳”道路注定曲折，不亚于一场新时代的产业转型升级的万里长征。既然是变革，必然会面临压力，但压力往往又是前行的动力。对于这场执政能力的大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科学谋划、务实决策和高效执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界奇迹。未来40年，碳达峰碳中和可能为中国经济发展再创一个奇迹。“双碳”目标愿景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去的规模速度型逐渐转向质量效率型，驱动新一轮世界范围的产业竞争，尤其是在零碳能源技术领域的产业竞争。美国、英国、欧盟、韩国、南非、日本，都在布局新一轮的技术创新行动计划，试图突破资源依赖型，走向技术主导型，抢先占领技术创新高地。碳达峰碳中和以创新绿色低碳技术为基础，以降低绿色溢价为充分条件，以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必要条件。新能源和新技术突破是实现碳中和的前提，但不能走向“技术经济决定论”，将碳达峰碳中和简化成一个能源替代问题或技术创新问题。由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仅靠技术进步和能源转型并不足以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来说，更为根本的是依靠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转变，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构建生态文明发展新范式。

稳中求进的核心是安全降碳

稳中求进，既是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和方法论。自“十三五”以来，始终着眼于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央在经济工作领域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取得了重要成果和宝贵经验。碳达峰碳中和表面上是降碳问题，本质上则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就是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和方法论，坚持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顶层设计文件将“防范风险”作为重要原则之一，提出要妥善处理减污降碳与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当前，中国仍处在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时间窗口偏紧，技术储备不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相当艰巨。实现“双碳”目标尤其要讲究章法，要强化底线思维，坚持先立后破，既不能搞“碳冲锋”，又不能搞“运动式”减碳。2022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指出，打赢碳达峰、碳中和这场硬仗，主阵地在能源，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脱离实际。近些年来中国控制能源消费数量和煤炭消费总量成效显著，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下降到56%以下，但化石能源在稳定可靠能源供给、保持实体经济竞争力等方面仍在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我国多地经历的煤荒、电荒，使得煤炭在能源系统中的主体地位被再次确认。虽然来自国际上退煤脱煤的压力很大，但一味地、一刀切地去煤化、去煤电化，将对能源电力安全可靠稳定供应带来较大影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从目前来看，虽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欣欣向荣，但配套的储能、调峰技术仍存在短板，可再生能源电力尚不能稳定输出。传统的电力体制机制与经济成本进一步加深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问题。基于经济发展规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绝对主力，有赖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产业在技术和成本上实现对传统化石能源的绝对优势。由于技术和制度带来锁定效应，能源替代不可能一蹴而就。

试点示范是行稳致远的政策法宝

政策试点是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凸显了顶层设计的重要性。顶层设计与试点示范相结合，是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政策法宝。当前，中国各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存在显著差异，鼓励和支持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率先达峰，为推进国家整体碳达峰承担更多责任，可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城市是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主要聚集地，集聚全球54%的人口以及75%以上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一直是节能降碳和开展各类试点的主战场。从2010年7月开始，国家发改委先后启动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探索减排与发展双赢的模式。研究发现，试点城市低碳发展成效高于非试点地区，而且越早开展低碳试点的城市减排效果越好。低碳城市试点在国家授权下进行自主探索，并未接受来自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的财政资源和政策的倾斜，也无全面、具体、强制的约束条件。但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促进了试点城市的自主创新，不少城市由此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政策环境呈现硬约束强支持的趋势。硬约束是指碳达峰政策框架逐步明晰、主体责任性加强。在地方层面，各地在“1+N”政策体系下将制定出台适合本地区的碳达峰行动方案；在中央层面，生态环境部表示将碳达峰碳中和落实情况纳入中央环保督查。《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选择100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建设，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对试点城市和园区给予支持，加快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为全国提供可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中国有333个地级行政区划单位，在产业结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性，碳排放达峰路径不同而且与全国同步达峰的难度也不同。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和地区碳排放达峰时城镇化率都超过了70%，中国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双碳”目标正带动产业、技术、商业模式及全社会环保理念的全面变革。推行试点示范的原则，一定是中央引导下的地方为主，要充分发挥试点城市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试点的先行先试，发挥地方政府间的学习效应，起到低碳示范引领作用，避免在城镇化进程中被高碳锁定。